一、刊物开展国外/海外中国研究传统悠久，底蕴深厚

　　“海外中国研究”栏目是《世界社会科学》（原《国外社会科学》）的传统特色栏目，“海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辈学者最早在国内学界开拓的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孙越生、王祖望、黄长著、黄育馥、何培忠等两三代学人筚路蓝缕，开拓了海外中国学的情报搜集和学术史研究，其完成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欧洲中国学》等著作成为本领域重要的奠基作品。

　　作为当时情报所主办的系列刊物之一，创办于1978年的《国外社会科学》自问世以来，就刊载海外/国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各类文章。可以说是最早关注该领域，并设置专题专栏的学术期刊。早年间，以国外中国研究的译文、机构介绍、书评书介居多。第一篇综述性文章是刊登于1978年第5期《英国的中国研究》一文。创刊以来，刊发的相关领域文章已有数百篇。

　　二、坚持多平台共建，推动栏目特色发展，不断提升影响力

　　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院属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期刊与中心密切合作，成为学科发展的支撑平台，我们的编辑坚持编研结合，同时也成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数据库建设、论文集编辑出版、学术活动等多方面开展合作。2017年，院学科登峰计划将“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优势学科予以支持。刊物与“学科登峰计划之优势学科——海外中国研究”深入合作，充分发挥学术刊物和优势学科的各自优势，开展系列学术活动，如举办学术研讨会，面向海内外征稿，组织专家笔谈等。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们曾对《国外社会科学》刊发的海外/国外中国研究领域的稿件进行了一次统计，结论包括：

　　（一）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的文章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海外中国学学科的成熟

　　1. 有关海外中国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性、方法论、发展趋势的文章在2000以后有明显增多，说明了学科自主意识的增强，由此而来对学科内涵、属性、范式等研究的增多。

　　2. 对国别和地区中国学研究概况的介绍和分析性文章也在后两个十年有明显增加。

　　（二）不同的国别地区文章数量的分布，反映出该国或地区中国学传统的强弱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如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的中国学比较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三）《国外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学术情报研究的传统，除了研究性的论文、译文，刊物还刊登了大量综述、述评，甚至介绍和消息类的文章，如中国学家的访谈、国外中国学机构的介绍、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评介、中国学领域学术活动的综述和报道，无不体现了刊物对于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的关注和支持。

　　（四）随着海外中国研究学科的发展，我刊近几年尤其注重阐释海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三、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专门提到“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为该领域在新时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贺信再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对我们从事海外中国研究、对栏目建设和期刊发展都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必须要适应新的形势，形成新的格局，开创新的发展思路。要把研究国外与立足本国有机的结合起来。应该认真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汲取他国发展中的有利经验，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诉求和发展需要为导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意识，立足中国实际、根植中国实践、聚焦中国发展、正视中国经验、围绕中国问题，解释中国发展逻辑。要辩证地、批判地对待西方的文明成果，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用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学术来阐释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同时，要以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打造开放融通、互学互鉴，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我们的老作者、著名海外汉学学者、《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就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他指出，海外汉学不仅仅在海外，而是同时内在于我们近代学术史和当代的学术史之中，认为它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中国学术的内在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必须对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史重新书写。同时，希望目前从事中国文化历史外部传播研究的学者，从事海外汉学史研究的学者，应迈出单纯的译介研究、传播研究和汉学史研究，应更为主动的而回到本土学术立场，提升本土学术的知识能力和思想能力，参与到当代进行中的中国学术重建的事业中。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汉学陌生的阶段，因而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了，平等的与汉学家对话，务实的与汉学家切磋学问的时代开始了。一些汉学家那种认为中国学术界只能提供知识材料，而解释中国的理论由他们来创造的态度应该放弃了。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同时，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积累下的学术成果，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获得汉学家们的尊重。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