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是如何从对历史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思考中，切入到历史领域乃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构建问题。

　　在情报院建设“国家安全学”重点学科的框架下，我室承担了《意识形态安全学》一书中“历史学研究与工作中的意识形态安全”这一章的撰写工作。目前就这章内容，我室拟从“历史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历史学研究与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历史学研究与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风险产生原因”“历史学研究与工作中的意识形态建设与风险防范”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重点从理论层面论证意识形态与历史观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从实践层面论述当前历史领域存在的几个重大风险点，如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大众历史认知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国际欧美日学界以及周边国家构建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对中国历史完整性的解构等，并对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风险和加强建设的建议。

　　“历史学研究与工作中的意识形态安全”涉及两个方向的问题，一个方向是如何应对和防范错误史观的风险，另一个方向是如何加强正确史观的自身建设。由于在编报历史片要报稿件的过程中，会接触到一些揭批历史领域错误思潮、观点和倾向的稿件，所以在构思提纲时首先形成的是剖析错误史观以及如何应对和防范风险的部分，但在深入分析原因的过程中，会发现错误史观的侵蚀与扩散固然一方面是敌对势力的攻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历史领域自身建设不足的问题。而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内因问题。总书记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对各领域的自身建设提出了要求，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从文化层面阐释了主体性的重要性。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主体性的建构不仅对于历史领域，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设？结合我个人研究领域的思考，主体性或自我的构建一方面基于在自身实践中对于经验和规律的总结认识提炼，用总书记讲话中的话来说，“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考古学界基于中国考古实践和考古发现提出的关于文明标志的中国方案，正面提出我国自己的文明标志理论，是对国际上质疑我文明发端的各种声音的有力回击。此外，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关于中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观，这些基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研究而提出的理论，都是我国历史领域构建主体性的成功例证。

　　另一方面“自我”的概念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通过认识他者而对自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种对他者的认识，可以是正面意义上的借鉴学习，也可以是负面的批判反驳。前一种情况比如我们文化中很多内在自存的优秀思想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在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理论之后，获得了新的阐释视角，通过“第二个结合”“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从而实现了新的自我的建构；后一种情况比如，历史学界通过批驳“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赞米亚”等有关中国边疆史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明晰了大一统的中国疆域观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的内涵和外延。

　　因此，在进行主体性构建的过程中，除了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而提炼自主理论之外，在方法论上，依然可以通过认识他者来加速自我的建构。比如，对于一些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或许难以一步到位给出清晰的定义，就可以通过批驳错误观点、澄清外界误解，以一种老子哲学否定式的方式来逐渐实现清晰的自我界定。对于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双创”构建主体性的问题，则依然可以通过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视角，赋予传统智慧以新的生命力。

　　以我个人研究的哲学领域问题为例，当前我正在研究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角来诠释“中国哲学传统中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对于文化形式和自然生命的不同观点”。形式与生命这两种力量的互动一直存在于中国哲学史上，但以往文化哲学的视角未出现前，却很少将生命与形式作为一对概念来进行阐释。形式与生命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组哲学上讨论的对比概念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对形式与生命关系问题的不同思考引发了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与文化哲学视角的出现。以往，儒家哲学的很多概念和观点多是从道德哲学的视角进行阐释的，道家哲学的很多观点多从辨证方法论和处世智慧的视角进行阐释，而现在从文化哲学分析形式与生命关系的视角来阐释，才会发现儒道对于形式和生命的两种认知倾向对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华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哲学基因。这种以新的理论视角解释传统概念的路径是进行新的自我建构的一种有效途径。历史领域的主体性建构也可以参考这一路径。